因为他带回国除了十几岁的新婚妻子，还有一对十岁出头妻家庶出的小姐妹，结果不出数年，先是大姨，后是小姨，本朝虽然不介意姐妹为滕妾，但是对他低年龄向的好胃口，还是引为一时笑谈的。
现在谁都知道他们想做什么，打击海盗纯粹是个笑话，现在往来东海列国之间的航线上，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海盗，就算有，那也是官方背景，用来打击对手，垄断利益的。
现在的倭国朝廷当政的藤原仲麻吕，是南家藤原武智麻吕的次子，母亲是古代豪门安倍贞吉的女儿安倍贞媛，曾随大纳言阿倍宿奈麻吕学习算术，与本朝的秘书少监安倍仲麻吕既是表亲，又是同门师兄弟，有这个渊源在，因此他对大唐朝廷来说也不算陌生。
此人虽然出身老式贵族，但也是个唐化改革的坚定主张者，只是没有前及任的吉备真备等人那么急进，在传统贵族中也更有根基和人望，
仲麻吕执政后，马上开始施行祖父藤原不比等制定而搁置达39年之久的《养老律令》，并吸收大唐的经验和制度，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减轻了百姓的负担：中男的年龄由17岁以上改为18岁以上，正丁的年龄由21岁以上改为22岁以上，以防班田农民逃亡；为了平衡米价，还设置了常平仓；另外，国司的任期也由四年改为六年；次年，为了进行民政巡察，还向全国各地派遣了“问民苦使”，并根据调查报告减轻了60岁以上老丁的人头税等等，并逐渐着手整理大化改新以来，产生和积累的弊病。
理论上由他执政，对唐的关系和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他虽然也仰慕中华，却是个有理性的哈唐族，比吉备真备这样的海龟，更懂得审时度势，作出最合适的选择。
但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化改新虽然把倭国从原始奴隶社会的大和时代，迅速大跃进到封建社会模式的日本时代，但是也留下了一大堆后遗症，自上而下的国家体制变了，作为经济基础的各种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关系，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先天不足的班田制只制造了少量的平民阶层，很块变成无地可授的窘况，而大量土地还掌握在由奴隶主转变身份过来的大小豪强和宗贵身上，象王室前身就是最大的奴隶主，社会矛盾依旧尖锐。
随着唐制改革的深入，也与传统贵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他推行效法唐朝中央集权的官制和税赋，严重损害新兴庄园制经济的实际受益者―大大小小的贵族的利益，虽然他以强力手段，铁腕镇压各地所受到的抵制，但也把大量拥有田土庄园的公卿贵族倒向了反面。
前些年，失势的葛城王橘诸兄之子橘奈良麻吕联合一众对仲麻吕不满的皇族和大伴氏、佐伯氏等贵族，借营造佛像和寺院导致国力疲敝、民怨沸腾之机，策划谋反，试图在田村宫暗杀藤原仲麻吕，废除大炊王的储君之位，以藤原仲麻吕的兄长——右大臣藤原丰成为中心号令天下，逼孝谦天皇退位。
结果这种逆潮流的反击，很快就被山背王及中卫府舍人上道斐太都，向孝谦天皇及仲麻吕秘密告发，随即迅速被镇压下去，包括橘奈良麻吕、黄文王在内的首谋数人被处死，其余400多人皆被流放。
但是，
随着出身藤原家的光明子皇太后的驾崩，藤原仲麻吕，与孝谦太上皇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变化。
光明太后死后第二年，孝谦上皇由于平城京内里(天皇居所)需要进行整修，行幸至近江的保良宫患病居留，折时一个俊美的僧人道镜开始出现在她身边，道镜是内道长的禅师，有佛门治疗的秘法，孝谦上皇生病时，就由他在病床前看护，当然，这一看护，就身体力行的看护到床上去，成为自遣唐学问僧玄舫之后，女王的第二个新欢。
弓削道鏡此人，生于河内国若江郡的豪门弓削氏。从年轻时开始学习佛典，精通梵文，在葛城山闭门接受严格的修行，在奈良六宗的佛门教团中，也是很有号召力的年轻一代。再加上出身不低，是个有知识有教养的学者，智力体力兼备，很块就吸引并得到了女天皇的宠爱。
不过在倭国，国主与僧人私通也不算什么，倭国的僧人代表的是，传统贵族之外的知识阶层，在世俗也很有权势和威望，许多日本年轻贵族出家称为一种风尚，比如大唐的秘书少监安倍仲麻吕，相比那些喜欢玩兄妹父女**，以乱伦保持“万世一系”皇统纯正的日本先王们，孝谦女皇的生活就实在太清心寡欲了。
就象大陆上更早一个版本正宗天皇的女皇故事，历史重演一样，得到称心如意的新面首，而不吝大肆恩加权赏的女主，为他营造寺院大比良寺为别管行宫，又为他索取更多的东西。
不但发喻拜道镜为“大臣禅师”，道镜之弟弓削净人本为布衣，也鸡犬升天为内禁授刀卫的授刀舍人寮，随后又赐道镜总僧纲，以取代亲近执政惠美押胜的少僧都慈训、庆俊等人，以其弟子园兴为“法臣”，园兴弟子基真为“法参议”等，同时原本由惠美押胜族人主持的东大寺，也被道镜门下的僧人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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